第三十九章 后记:我们的命运, 我（4/6）
波段半导体中，我们收到了美国之ing的“英语九百句”和的英语课程。这样，我学英语的热情更大了。
在那个年代里，全校要数我们班读书最卖力。是周老师有办法，连骗带哄，想尽办法让我们多读书，她说知识总是有用的。那个时候，说这种话是要有点魄力的，现在才知道那全是金玉良言。在培养我们读书热情上，老师们是冒了很大风险，下了很大功夫，可谓是呕心沥血。但总的来说，我们读书的劲头大不如前。
就这样，大家希里糊涂混到了小学毕业。我们原来小学的同班同学都进了同一个中学，不久又编回到了同一个班。我们读中学的时候，正好碰上七一年和七二年所谓的“回潮”时期，就是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了。林biao事件发生后，文割运动好像缓了下来。各行各业“复辟”有所抬头。特别是七二年邓小ing复出，大力整顿教育系统。后来，这被称为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”。
在中学，我们又碰到了最好的老师，我们班在全年级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我记得班主任丁老师变着法子让我们多读书，他说今后就是工农兵选送上大学也要文化考核。那时学数学，班里不少同学都自己先预习，我还专门去向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请教后几章节的问题。这在今天看来跟本算不了什么，但在那时，这样做确实是要有一种动力的，德明却认为我用功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，拿成绩当敲门砖，为今后上大学搭桥铺路。
七二年初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业余英语广播讲座。一时间，上海掀起了学外语的热潮，我被卷了进去。
从那时开始，我就一直跟电台学英语。台里都是一些优秀的老师，其中就有我后来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的甘仪凤老师。我读完了初级班和中级班的课程，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之后，我开始寻觅更深的教材。我在教室下面的上海旧书店(淮海路、思南路)买到了整套的(许国章英语)，这在当时应该是大学课程了。
后来，学校老师告诉我，据他们所知，那时的学生中有两人在自学大学课程，一个是我，自学英语。另一个是林媛，自学微积分和其它大学课程。
那时虽有文割的干扰，我们前途迷茫，但大多数同学学习认真，因为我们坚信知识就是力量。我们学生还勇敢地走上讲台，交流自己学习方法和体会。小芬同学给大家讲了“工基”中的磁力切割原理，我也羞羞答答到其它班级散播自己所谓的英语学习巧门。记得一次“农基”(农业基础知识。文割其间中学课本，覆盖生物、动物和植物学)考试，老师要求同学自己培养“九二零”赤霉菌(一种植物生长激素)，碰巧实验室的恒温箱坏了，大家就土法上马，把试管放在腋窝下保温，硬是培养出了菌种。一道“工基”题考试要求讲出高炭钢和低炭钢的区别，一个同学别出心裁地将低炭钢比作为条头糕，而把高炭钢形容为脆麻花。当时我不明白他这么比喻的动机是什么，有什么高明之处，以为充其量也就是张冠李戴，牵强附会，生搬硬套。十年以后，我在大学教一篇英语课文时才恍然大悟。它讲的是一个外国的中学生，他举出许多例子，阐述了种种用气压仪测量教学楼高度的方法，偏偏不用老师教的标准答案，相当幽默。
虽然那时我们并没学到更多的文化课知识(和现在比)，但我们积极走出校门，广泛接触社会，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。学校组织开门办学，参加社会实践，文化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。在中学，我们既学工又学农还学军，毕业前夕我们参加了学商活动，去站柜台。
在上海搪瓷三厂和川沙县花木公社花木大队，我们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和农民学习，认认真真地接受他们的再教育。在兵营，我们接受简单的军事训练，培养了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的精神。学商中，我们面向社会，了解社会。亲身的经历，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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