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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那股势力换血,目前大明那里来的那么多替补,何况替补也不定可信,忠于这些藩王也不代表这些人没有能力,虽然说一朝天子一朝臣,但是换的太多,难免会动摇国本。

朱标有理由相信,无论是藩王坐大或者是外臣坐大,对于国家都不是一个好现象,极左和极右的路线都走不得,那样可远远比打一仗损失惨重的多。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办法,对于这次宗室会议,朱标给予了很大的厚望,但是又不想朝野之间的目光全部注视着这次会议,只有采取老办法,用战争来转移视线,而且他主要的战争目标也不是北平,而是高丽和日本。

因为朱高炽留着还有用,北平留着也有作用,至少可以用来牵制朱棣,现在的大明勇王朱棣陷入了两难,儿子被定性为谋反,这是不可赦的大罪。稍有同情之语便是有人说是同谋,放任不理,与儿子划清界限,会被人说成心中有鬼,如果加入声讨队伍,又会被儒家诟病,左右逃不出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(平南)

而是非全在皇帝的一念之间,如此以来,怎么能不让朱棣难受万分,而朱标正是因为如此,才一再容忍北平的存在,因为有很多话,朱棣说出来,比他说出来,效果要好的多。

景泰三年的五月,宗室会议如期召开,作为皇帝,腾出了正心殿作为召开宗室会议的主要地点,是为了自己能够随时旁听,除了在开始之前,他上去做了简短的发言,之后就宣布自己不参与会议。

但是会议记录却通过书记官源源不断的送到御书房中,供皇帝参阅。

之所以诸藩手群臣诟病,这个和朱元璋在建藩初期的宽松有关,那时候,藩王府不仅有相傅臣僚,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。出则为将,入则为相。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,为地方行政首长,也可兼都指挥使。掌地方兵权。

在封国内。藩王拥有相当大的司法、人事权,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、护卫指挥由朝廷直接派遣外。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,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。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,由亲王论处。藩王基本上是列爵治民,分藩锡土。

藩王所居城内布政使、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。除每月初一、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,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。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,敢有阻挡者,即以奸臣论处。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,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。纵使藩王真有大罪,亦不得加刑,只能召到京师。由皇帝发落,重则降为庶人,轻则当面申饬,或遣官谕以祸福。促使改过自新。

而洪武二十三年,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,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,其余的罪,均由宗亲会议,报请皇帝裁决,有关部门只许奏闻,不得擅自逮捕;这一条更是引起了大臣们的抵触。

因为朝廷派遣到地方的官员根本没有办法治理地方,大权全部在藩王的手中,特别是北方边塞之处,更是军民只知道藩王而不知朝廷之说,让那些以治天下而为己任的官员们深痛欲绝。

而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,而且岁禄单是米一项,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。此外,还有册封、宫室、婚姻、丧葬等费用,并给予厨役、斋郎、铺陈等杂役人员。

这一切都是源于朱元璋为了增长诸子的威望而设,增加藩王的威望,既是稳固皇权,朱元璋是这样想的,但是到了诸子年纪渐渐长大,却有了尾大不掉的感觉。

在朱标监国期间,从诸王府大兴土木、擅役工匠,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,朱元璋渐渐感到藩王权重非但稳固不了皇权,反而对皇权是个威胁,所以又规定:不许亲王同时朝觐,只能一个亲王来朝,平安回到封国后,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,才能来朝;而且进京朝觐时,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,即遣返封国,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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