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劫匪与小骗子（4/6）

“踹”出了犯罪团伙。

“踹”不“踹”王文绪，汪家哥俩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。没有了王文绪，他的

位置由年轻的孙德松顶替，这样不仅可以变成两对同胞兄弟联手结盟，而且也使这个团伙变得“年轻”化了（王文绪比汪家仁还年长5个月）。反复权衡利弊得失，他们最后下了决心，与孙德林合“演”了河边上的“戏”。

孙德林除了对汪家哥俩列举的那些“踹王”理由外，他内心还深藏着不能告人

的秘密。

孙德林是这个犯罪团伙的始作俑者，在一次次抢劫犯罪中心毒手狠，残暴至极。落网后他自己也坦率承认，自己“确实是滥杀无辜”，“血腥味太大”；然而，他也相信“善恶终有报”，对法律的惩罚心存恐惧。他有个未对人言的时间表：40岁“收山”，放下屠刀。以抢劫运钞车为契机，他认为现在已经到了“收山”的时候了。

与汪家哥俩在抢劫中发生意见分歧，是孙德林萌生“收山”之念的另一个原因。他的主张是，要干就干“大”的，见好就收，蜇伏一段，用抢来的钱开个饭店什么的，后半生也有个依靠。干的时候务必周密思考，注意隐蔽，“踩点”的时间不能过长，以免弄个“脸熟”。可是那两个姓汪的却不然，他们没钱就干，连连作案，也不管干的对象钱多钱少，只要能弄到钱就行。特别是汪老二，压根儿就不是干这个的料。倘若将来大家有个好歹，十有八九要坏在他身上。汪老三呢，别看在研究行动计划的时候他总要比比划划地白话一通，最后还得按自己的干。总而言之，这两个人他都越来越看不顺眼了。

为三弟孙德松担心，也是孙德林的一个考虑。在他心目中，孙德松与自己完全不同，是个好弟弟。他孝敬父母，年轻有为，无论亲人还是单位的人都对他印象不错。只是后来由于妻子闹离婚，他心情郁闷，无心工作，拉他入伙时，他就破罐子破摔，也干起了杀人抢劫的“营生”。为此，孙德林总是感到不安：如果案子犯了，连累了弟弟，那就是他害的，他愧对家里的亲人们。

与孙德林不同的是，汪家哥俩犯罪欲望强烈。如果孙德林劝他们“收山”，肯

定不行。于是，孙德林表面上是在处处为犯罪团伙着想，出谋献策，暗中却在实施着“踹”掉王文绪的计划，同时作着干几次“大”的之后，在40岁前“收山”的准

备。

如果单是为了“踹”掉王文绪而扔掉4支猎枪，那代价岂不是太大了，汪家哥俩能同意吗？

醉生梦死

事实毕竟是，汪家哥俩竟然同意把猎枪扔掉，而且这么干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

汪家哥俩一直念念不忘的是，要弄到真正的枪为了区别于猎枪，他们把手枪叫作“强兵器”。抢劫运钞车成功，他们每人分得一大笔赃款，有了的钱，买枪欲念随之越来越强烈了。猎枪虽然也可以用于作案，但它又大又笨，不便于携带。于是，他们想在作案工具上来个“更新换代”，用刚刚到手的赃款，孙德林提出“踹”掉王文绪的建议后，他们就借此来了个顺水推舟，把已经完成“使命”的猎枪献出来，充当了“演”这场“戏”必不可少的“道具”。

在预审员面前，汪家仁说：“我们干‘事’弄到钱后，就花天酒地，什么事也

不想。”又说：“干我们这行，有今天没明天的，抢点钱就花了，填补一下自己

（精神上）的空虚。”

抢劫运钞车得手，汪家仁分得7万多元，腰包一下子鼓了起来，又有了寻欢作乐的钱。

汪家仁离不开的，一个是酒，一个是女人。

汪家仁爱喝酒。虽然每次喝得不多，一天却要至少喝三回，甚至喝四五回。以前，他在沈阳东站货场蹬“倒骑驴”拉脚，干一天活儿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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